2014.06.16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获得的政府支持及高层关注超乎寻常，但其35年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频频遭遇行政干预和计划思维打压。它既是多次体制创新旗手，又是改革实践开路先锋，它也屡遭误解，甚至被视为旁门左道】
1978年秋，广州南湖宾馆。叶剑英、谷牧、荣毅仁三人相聚，两位中共领导人提出，让荣毅仁出来办实业。此时的荣毅仁，已经有了操办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想法。
正是在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确定，但中国急于融入世界的热情，面临财政窘迫以及体制弊端的双重困境，国家急于寻找破题之策和破解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下称中信公司)破茧而出。
中信公司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等高层领导的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于1979年10月创办。
与中信成立初期国家拨入现金2.4亿元相比，中信集团截至2013年底的总资产达到4.3万亿元。2009年以来，中信集团连续五年入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获得的政府支持及高层关注超乎寻常，但中信集团35年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频频遭遇行政干预和传统计划思维的打压；它既是体制创新的旗手，又是改革实践的开路先锋，同时它也屡遭误解，甚至被视为旁门左道。
中信缘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和王震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回溯中信的历史，首先回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原点——1978年。
改革开放伊始，国家百业待兴，“大干快上”、“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共同的目标和口号，中央也制定了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的方针。
1978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签署了22个成套设备项目的进口协定，共需外汇130亿美元。而1977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9.52亿美元，到了1978年末，仅为1.67亿美元。外汇支付存在明显缺口。
此前，新中国曾两次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一次是依靠苏联的借贷，用资源物资作为偿还的保障，一次是采用延期、分期付款和补偿贸易的手段。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理念深入人心，负债经营在中国被视为禁区，第二次引进时，中国仍然不敢借贷，这极大地限制了引进规模。
同样的问题，使得第三次大规模引进设备的执行急速刹车。经济发展遭遇的寒流不仅仅来自国家财政的窘迫，更来自体制的缺陷和弊端。
而上述两块短板的改造，在当时严密和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是无法破题的。中国需要用一股体制边缘的力量，撬动体制变革。
根据中国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和他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此后，邓小平在著名的“火锅宴”中向荣毅仁提出要求：要自己主持单位，多搞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签订合同；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完全排除行政干扰；有权接受合理任务，拒绝不合理要求。
这无疑是邓小平代表中央给荣毅仁的一柄尚方宝剑。之后100天，经过反复思考和再三斟酌，荣毅仁将成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想法写信告知中共高层，很快获得批准，只是名字调整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关于中信的地位，当时国务院的说法是“国务院直属机构，比照中国银行”。地位的体现有多种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公司印章的级别，中国银行使用的是最高级的“国徽印章”。
中信公司筹备组的人意识到，如果中信也能使用这种印章，对将来的发展很有帮助。
因此，筹备组成员之一的叶选基，抓紧去中国银行北京办事处，盖了三个中国银行的大印，请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批准中信参照制作。据悉，谷牧当时一想，既然国务院定了中信公司地位比照中国银行，遂大笔一挥同意了叶选基的请求。
叶选基向《财经》记者回忆说，两个月后，他在中南海遇到谷牧，谷牧埋怨叶选基把他害惨了，别人都埋怨他“怎么能给中信国徽章”。而在中信，总算据此形成既成事实，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特殊的带国徽的公章，都是中信身份特殊的最好说明之一。
打开局面
刚刚开放的中国遭遇到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窘境，客人来了没地方住，没地方办公谈生意。这一窘境后来催生出中信公司的第一桶金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怎么做，其实谁都没有经验。”常振明对《财经》记者说。
成立之初，中信公司并没有立即获得财政拨款，初始运营的资金由荣毅仁个人提供，因此，公司常常在资金运用上捉襟见肘，这也逼着中信公司必须“自谋出路”。
据一位参与公司筹建和初创的人士回忆，虽然公司名叫信托投资公司，但具体做什么业务大家都不清楚，公司刚成立，多以接待来华考察的外国人员，为国内外企业“牵线搭桥”。
刚刚开放的中国遭遇到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窘境，客人来了没地方住，没地方办公谈生意。这一窘境后来催生出中信公司的第一桶金。
1979年中信公司成立时，前瞻性地设立了房地产部，明确把房地产作为商品经营。
当时，中国城镇国有土地实行的是单一行政划拨制度，土地使用权不能在土地使用者之间流转，从事房地产经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做法。
荣毅仁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外商大量涌入所产生的居住和办公需求，决定突破制度束缚，按照“自己筹资、自己经营、自己建造”的方针，投资建设了北京国际大厦。这是中国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
据当时参与建设的原中信公司房地产部副总经理叶选基回忆，中信当时还取得一个突破，就是在国际大厦建成后，按照市场定价的方式，出租给了98家外国公司，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租金等于成本加一定利润的惯例。
由于采用市场定价，高额的租金让中信很快收回了投资，并尝到了按照市场原则办事的甜头。
如果说房地产业务率先起步让中信获得安身立命之本，随后中信公司发债融资则建立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市场桥梁，为中国筹集到了宝贵的资金。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22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江苏仪征化纤项目一期工程因资金不足濒临停工，中信公司提出海外发债的解决方案。
1982年1月，中信公司在日本成功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救活了仪征化纤项目。
这让中信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在境外融资的发行体。这一投融资模式被称为“仪征模式”。
当时，中国几乎没有能称得上公司的企业，法律制度亦不健全，为打消海外投资人的疑虑，企业进行债券融资都需政府背书，进行债券融资。
改革开放初期，中信不仅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国内大型项目融资，而且率先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外合作租赁公司累计为中国引进外资达20亿美元。
同时，中信为促进中外政府、企业的相互了解，组建中国第一家专业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并在1984年与英国郎曼公司合作出版了《中国投资指南》。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向境外介绍中国对外开放有关政策法规的书籍。
这些创举不仅建立了中外经济合作的桥梁，更为国内相关行业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
走出国门
“你们为什么不到海外投资？中国的发展一定要从海外大量进口原材料”
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400亿美元，首度超过吸收的外国投资。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
30年前的1984年，中信公司率先启动了国有企业的“走出去”，而中信的出海来自高层的一个建议。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向荣毅仁建议：“你们为什么不到海外投资？中国的发展一定要从海外大量进口原材料。”荣毅仁随即安排中信公司进行研究，并在当年2月提出申请。
中信的这一行为在当时并不为多数人理解。中信股份副总经理张极井回忆，“当时的主流观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流入，而不是流出，到海外投资根本是南辕北辙。”
1984年10月，中信在美国投资了第一家海外企业美国西林公司，主营林业和木材加工。
1986年，中信投资1.1亿澳元收购了澳大利益波特兰铝厂10%的股权；同年12月，中信与加拿大鲍尔公司联合收购了塞尔加纸浆厂。
1988年6月，中信投资135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凤凰钢厂。
虽然这些项目留存下来的很少，但在当时，它们为中信提供了不错的收益，并且让中信积累了参与国际市场的丰富经验。
据直接负责收购塞尔加纸浆厂项目的原中信银行副行长王莉向《财经》记者介绍，当时荣毅仁对塞尔加项目谈判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信不会出资，收购资金全部以项目融资的方式进行；第二，中信不会为这笔交易提供任何担保。
即便在国内，这样的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王莉拿了一本由美林提供的投行业务介绍书就上了飞机，在飞机上囫囵吞枣地了解了一下什么是项目融资，到达加拿大后，立即与鲍尔公司人员谈判。
令对方吃惊的是，当时中国的企业居然这么了解项目融资这一较为复杂的融资工具，后来没怎么坚持遂同意了中信的两个条件。
在对项目融资概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借着一股敢为天下先的“闯”劲，王莉硬是谈成了项目。
王莉说，中信的海外业务是在“没钱没团队”的背景下一步步发展起来，靠的还是创新和敢干的精神。
中信在走向世界时，并未忘记当时已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香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通过谈判，确定了1997年和1999年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也为中信集团在港澳开展业务奠定了基础。
多年以后，中信股份自己也转变成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从1986年开始，香港部分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中信集团收购了香港嘉华银行，并更名为中信嘉华银行。之后，中信在香港逐步将业务延伸到航空、贸易、基础设施、卫星通信和基础电讯等领域。1990年中信香港集团收购了上市公司泰富发展，将其更名为中信泰富，并将大量优质资产注入中信泰富，使其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和香港重要的大型上市公司。
中信转身
尽管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中信的领导层意识到公司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当初荣毅仁具有前瞻性的开展银行业务，为中信进军金融业埋了伏笔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一次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国的大门更加开放，而中信公司作为窗口的意义也在逐渐减弱。
1993年之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渐次展开，一个产权关系明确、法律完备、企业经营行为规范化、相互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得以明确，中信公司必须对业务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当内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中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军开始接手公司任董事长。
据王军向《财经》记者回忆，根据当时中信的负债结构，单汇兑损失一项就需要当时的中信公司用十多年的利润去弥补，而中信国内业务乏善可陈，在他刚刚执掌公司之后，中信依靠海外业务的收入勉力支撑。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终于彻底打破了中信行进了18年的运营轨道。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中信70%－80%的收益来自海外，危机的到来使得中信外汇收益锐减，而此时中信又再次面临外债的偿债高峰。
中信如何跨过1997年横亘在它面前的债务鸿沟？多年之后，王军说这得从一笔颇具争议的百亿港元资产转让说起。
1996年下半年，中信公司香港子公司中信泰富迅速跨过35港元/股的价格，而中信集团当时向国务院副总理朱基汇报过“考虑卖一些资产”，来补充资本金，有意向荣智健及中信泰富的管理层转让部分股权。
最终，中信在没有上报的情况下以33港元/股的价格转让了中信泰富18%的股权，中信集团获得108亿港元。之后中信泰富股价曾一度上涨到58港元/股，王军被扣上贱卖国有资产的罪名，业界议论纷纷。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受中央委托找王军谈话。王军如实地解释了整个事件过程，承认没有及时向国务院汇报，愿意承担相关责任，但同时表示，中信在泰富的初始投入就2.5亿港元，现在出售18%的股权收回108亿港元，不仅保持了在泰富的控股地位，而且实现了国有资产大幅增值。
王军说，如果没有当时出售中信泰富股权获得的108亿港元，中信很难度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且保持外债从不违约的历史。这件事也成为王军自己认为在中信集团做的“最有成就的一件事”。
尽管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中信的领导层意识到公司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发展方向，而当初荣毅仁具有前瞻性的开展银行业务为中信进军金融业埋下了伏笔。
1987年，经过多次申请，国务院批准中信公司组建中信实业银行(中信银行前身，下称中信银行)；1988年，中信公司进行机构改革，在原业务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信兴业公司，作为旗下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的金融机构，也就是中信信托的前身；1995年，中信公司整合旗下子公司证券业务，组建中信证券。
自1994年以来，中信公司明确将资金的企业战略向金融业倾斜，其成效已经初步显现。
从1996年到1998年三年间，中信公司从金融板块中获得的利润占整个中信利润的80%。金融产业已经成长为中信集团的支柱。
金融涅盤
在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关口，中信金融板块依旧贡献了80%的资产以及80%的利润
赶在中国金融业大变革的前夕，中信公司于2002年改制为中信集团公司，为日后中信集团金融板块的腾飞做好了准备。虽然中信集团几乎拿到了全部的金融牌照，但是，真正能为集团贡献价值的部分在当时仅限于银行和证券。
中信银行的总资产占整个集团总资产的80%以上，2002年，中信银行成为王军最大的心病，270亿元不良资产，每天都在困扰着他，要求对中信银行收编改造呼声巨大。
多年之后，王军说，当时如果中信银行垮了，那就不会再有整个中信了。
但王军看到了以市场手段改造中信银行的机会，因此，不管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或者在银监会召开的会议上，王军都据理力争，为中信集团要来了两项政策，一是允许中信集团发行金融债，二是给中信实业银行四年时间进行业务重组。
有了这两项政策，中信集团“自谋出路”游刃有余。中信集团通过发债为中信银行增资171亿元，加上中信银行利润留存，到2005年末，中信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18%，从而达到了监管要求。
2007年中信银行在香港和上海同步上市，中信集团已经基本收回了对中信银行的全部投资，并保持了中信银行近70%的股权。
与银行相比，中信证券更成为凸显中信开拓精神的金融支柱。
早在中信银行上市之前，中信证券就在2003年成为A股第一家上市证券公司，不但解决了资本金过低的问题，而且在整个行业出现危机的时候，抓住时机陆续收购万通、金通证券，重组华夏证券，迅速奠定了在中国证券行业的龙头地位。
中信人基因里的国际视野再次发挥了作用，2013年，中信证券完成里昂证券全部股权的收购，成为首家在全球主要市场范围内拥有广泛网络的中国证券公司，这为中信证券国际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004年起，王军实施了再造信托的工程。短短三年，中信信托跃升至行业龙头。
如今，在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关口，中信金融板块依旧贡献了80%的资产以及80%的利润。中信集团金融产业的涅为其日后发展提供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平台。
重新出发
几经论证，中信最终确定“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和“金融实业并举”的发展方向。同时中信集团亦承担探索国企改革新方向、推进整体改制上市的任务
中信创业发展35年，曾在市场汪洋中摸索近20年。用常振明的话说，中信集团在2006年之后才开始有了比较稳定和可持续的盈利，发展势头不错。
特别是发端于2006年的次贷危机，逐渐转变为一场全球的金融风暴时，面对可能到来的风险，中信集团并非没有做好充分准备。2007年中信集团获得超过800亿元的融资，至少到2008年9月时，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依然能够神态轻松地访问华尔街。
就在中信上下欢欢喜喜地准备庆祝集团成立30周年之时，风暴突然逼近。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在港交所停牌，下午5时，中信泰富发布盈利预警，半小时后，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公布了坏消息：澳元衍生品交易损失确认亏损8.07亿港元，且生效的衍生品合约最大亏损额达147亿港元。
接下来的时间，中信泰富几乎以每天1.1亿港元的规模继续扩大损失，交易损失的急剧扩大甚至有吞噬母公司中信集团的风险。最终，中信集团向其紧急提供15亿美元资金，中信泰富则以每股8港元股价向集团定向增发。增发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持股比例由29.4%增至57.6%，重新成为中信泰富的控股股东。
尽管最终中信集团化险为夷，甚至斩获颇丰，但中信泰富风险管理的失控，给中信领导层一个极大的警醒。
多元化既是中信的优势，也对中信风险管控提出了挑战，如果再发生像中信泰富这样的事件，中信集团救得过来吗？中信的方向在哪里？
几经论证，中信最终确定“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和“金融实业并举”的发展方向。同时，中信集团亦承担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方向，推进整体改制上市的任务。（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王晓璐 陆玲）
